之后的七年,我跟着医疗队辗转了四个国家。
从最初的助理护士,到野战护理师,再到外科急救队的核心成员。
我学会了在炮火间隙缝合伤口,学会了用最有限的物资维持一个人的生命。
我见过太多失去父母的孩子,也见过太多失去孩子的父母。
每次看到那些哭着找妈妈的小孩,我都会蹲下来,把他们抱在怀里,轻声说一句:
"没事的,我在。"
二十七岁那年,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授予我"青年人道主义贡献奖"。
颁奖典礼上,我穿着那件洗了无数次的白色工作服站在台上。
台下坐着各国的记者和官员。
掌声很长。
我在聚光灯下接过奖杯,只说了一句"谢谢"。
典礼结束后是媒体专访。
一位主持人坐在我对面,摄像机的红灯亮着。
她问了我很多问题。
在战地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什么。
是什么支撑我在这种环境里坚持了九年。
未来有什么打算。
我一一回答。
最后,她翻了翻手里的资料卡,抬起头,目光里带着一丝柔软。
"何医生,我看到资料里写着,你最初来到营地的时候刚满十八岁。"
"十八岁,大多数人还在准备上大学的年纪,你就来到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。"
她微微侧头,摄像机拉近了镜头。
"你是怎么说服你的家人,让他们同意你来这么危险的地方的?"
演播室的灯光打在我脸上,摄像机的红灯一闪一闪。
我知道他们在看。
他们在等着我的回答。
而我沉默了两秒后,笑了:
"我没有家人。"